This Is My Life, Rated
Life:	6.6
Mind:	7.5
Body:	8.4
Spirit:	5
Friends/Family:	4.4
Love:	2.9
Finance:	7.1
Take the Rate My Life Quiz

Mind还行，Body有点假，可能没病就算你身体好，而不看你其他方面的。后面3项一般般，大家好象都这个数，当然，老计的那个惊世骇俗，令浙大无数mm的0除外。至于Finance，应该是我太容易知足了。

自从找到工作以后，好多朋友都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要回武汉工作呢，在长三角地区不是挺好么？就算不在乎收入上的差别，长三角地区的机会也要多好多，更适合于个人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明确，即我们人生的价值究竟由什么而体现，个人的发展究竟是以什么为目的，所谓事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的。

我真的从没有认为人的价值跟金钱或者地位有任何的关系，尽管很多时候，金钱是非常好的通行证或者润滑油，尽管这个社会上非常多的人这么认为。可能在非常多的人眼里面，我是个胸无大志的人，稍稍有点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跟宋徽宗李后主属一个类型，当然，我的本事比他们可差远了。其实我的亲戚中也有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年薪数十万，开着小车，饭局应酬不断，而且人层次也非常高，属于我很佩服的那种人。但我常常会可怜她，我总觉得她的时间不属于自己，有两年过年的时候外面一个电话就拎走了，活得没味道。

有人说男人应当以事业为重，我觉得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应该重到怎样一个地步。我也会努力地工作，为了我的家人活得更好，但绝对不会舍本逐末，为了金钱和所谓的事业、地位而忽视自己的家人，至于对社会的贡献，哼哼，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作为个体，养活自己，不要给国家和社会增添麻烦，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钱是为人服务的，千万不能把钱当成了最终的目的。我记得从刚读大学的时候，effie就劝我考研，然后去上海发展，一直劝了三年多，最后不得不作罢。私底下我对这种行为是非常感激的，毕竟一个朋友完全从我自己的利益出发，明知我听不进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认为对的看法，随着我们踏上社会，经济利益越来越复杂，这种朋友是不大可能再多认识了，守住现在已经有的几个，这一生就不算失败。嗯，扯远了，回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我的机器上面现在在放西博会的《梦想天堂》，里面唱到“我们的家，住在天堂，碧绿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梦想”，杭州是不是天堂我现在没兴趣讨论，但是我很欣赏写这首歌的人对自己家乡的自信，或者说作者在金钱的滋润下所表达出的委托他写这首歌的杭州人的自信。我自小长在汉口的老城区，身边都是普通的小市民，江汉路的铜像是我生活的写照，我深爱着这个两江交汇的城市。我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最好，但最适合我。我不羡慕花园洋房，不羡慕锦衣玉食，我只想用自己的劳动来保障家人的生活和安全感，独处时能静下来读几本书，想热闹了去新华路看两场球，能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很多人跟我说，这个城市如何如何不好，经济如何差，环境如何糟糕，我不会因为对这个城市的感情而选择性的失明，但我想说的是，哪个城市是从来就好，而且所有方面都好的呢？而且前面说过，我不排斥理智地看待这个城市的缺点，但我反感以贬低这个城市来显示自己品味的行为和赞同这种行为的人。浙大有个同乡，本来跟我很谈得来，大一的时候有次回家的路上他一路跟我唧唧歪歪这些东西，仿佛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就是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再逃离这个国家，从此分道扬镳。

有一个地方经济好点，然后大家就一股脑的往那里跑，从单体上来说没什么，我总觉得那样不是很好。这几年坐车来往于汉杭两地，路过很多小城市，我很喜欢想象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个月拿多少钱，他们的生活费用有多少，他们的发展机会怎么样，我想问一句，真的只有大城市，或者说像上海这种吸血鬼型的所谓中心城市，才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最终目的么？我不反对人的流动，流水不腐，一个国家的人只有流动起来，社会才能健康的发展，可我们现在的这种流动是健康的么？

我有时候想象，我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在京沪穗的某个小角落里，每天走路如飞，为了能在那个城市安顿下来，如果运气好，发达了，也许可以在近郊买套百多平方的房子，并且凭这个获得当地的户口，也许还能买辆小车，每年过年我会拖家带口回武汉来，或者干脆把我的父母接到那边去住，看上去确实很美，可是，真正的我在哪里？我的城市在哪里？这里不是我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也许我的下一代对这个城市会有认同感，可我没有。前天公司发月饼，有个同事很高兴地说：“我想把这个带回家去，给我老娘尝尝。”听得我心里发酸。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个是有益而无害的，大量的个体行为汇聚成社会行为的时候，是否还是这样呢？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价值和成功的定义是否过于单一，个人感觉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应该统一，但是价值观念应该体现出多元化，否定统一的标准。有时候话不能说过，特别是这种情况下，明确地反对我的几个人都是我相当好的朋友，都是真的关心我的人，我无意于使别人接受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那是愤青，而且是美国愤青。

说到这里就可以回答我前面的问题了，对于价值的不同追求，对于武汉这个城市的感情，和主观上对环境改变的恐惧，使我早在读高中时就决定将来在武汉工作。再加上高考时一点点不恰当的虚荣，和一点点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促使我填报了浙大。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快到中秋节了，祝我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在家乡的还是在他乡的，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

自认为标题很诡异，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东西，我总喜欢把它们凑到一起。

十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初中班组建的日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对我后来的意义。我到现在还记得王霞在念名单时，把“宋”字念成了“朱”字，倒也是，宝盖头写得潦草一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当场就估计是她念错了，而且当时并没有一个叫“朱景宇”的人应她的声走到三班的队伍里面去，到后来四班也点完人了，还没有我，我才决定自己去三班。到了那个阴暗潮湿的教室里面，再进行一次名单的校对，然后因为我的名字引发了一场哄笑，应该是三班组建后的第一场。我被安排在最左后方的角落里面，同桌是Karajan，前面是guy（注意了，是guy不是gay），我惊奇地发现我跟Karajan居然用一样的书包，一样的笔盒，而且住在同一个小区，于是飞速地混熟，这两个人后来都是我颇为信任和倚赖的死党。当天下午我在车站遇到了Jane，她显然对早上的事情还略有印象，凑过来问我的名字，争取不跟王霞犯同样的错误……

就像歌词里说的，我怀念当初单纯美好的小幸福。我觉得初中的三年是我过得最有幸福感的一段时光，我在学校里一直扮演一个二梯队的角色，老师不会给我施加太大的压力，跟同学的关系又挺不错。我在独处时总在想，自己的确非常的幸运，生于一个大国的大城市里，家境虽不算好，毕竟也不差，六中不是武汉数一数二的学校，那几年在江岸区都颇受二中挤压，但是人们谈起武汉的重点中学也没有谁敢漏掉它。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六中的高中，然后再看自己能考什么样的大学。那时我还相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样的话，所以体现的行动上就是对分数和名次的渴求，我那时还可以在大考出分以后去和老师争论要分数，可以因为一道题没做出来而懊恼好几天，可以因为与Jane的竞争中获胜而肆无忌惮的嘲笑她--尽管我三年也只赢了她一场，更多的时候是惨败。现在想起来，真是小孩心性，不值一提，但是不得不承认，那是我进取心最强的一段时光。

问题在升高中时发生了改变。我不屑于将那段过程再重复一遍，这件事上我、家长还有六中都没有犯错误，单纯地责怪谁都是不公平的。主要的麻烦是华师一太远，而我那时又小，还喜欢认死理，就那么简单。老张当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我是个怎样的人，一个事实是我那些时天天迟到，按照华师一的规矩，家住十站路以外的学生应该都住读了，就是说我家离学校不远而经常迟到，有好脸色看才是奇怪了呢。再一个原因是我那段时间都是独来独往，跟同学缺乏交流，思想便愈发的封闭，这种状况直到高一的下学期乃至高二的上学期才有所改观。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那段时间，那就是累，我每天都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莫名的疲惫和烦躁围绕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天坐车回家，到花桥小区的时候，我看见Jane骑着车从旁边过去，按正常的习惯，我肯定会在下一站下车跟她打个招呼，但是我当时实在是太累了。由于心累，我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自己考了多少分，可以排多少名，刚读高中的前两个月，我还能关心一下初中的朋友们考得如何，后来实在没有了兴趣，再后来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冷漠。这种情绪，在高考的压力下表现为不刻意地去追求，到了大学则走上另一个极端，是刻意地不去追求。

既然幸福已经随风飘去，我自然就热衷于思考是什么吹走了我的幸福，以及怎样寻回它。那段时间，我整天想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受这个罪，要是当初考上了听王霞的留在六中多好，要是没考上多好，要是没去考多好，要是没有自主招生考试多好。我恨所有的人，恨自己当时立场不坚定，恨我父母把我弄到这里来，恨王霞大批量签约的时候都可以无视我的存在，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自己的道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升大学、找工作乃至婚恋，旁边的人包括我父母在内，如果跟我意见一样还好，若是不一样，一律无视，我不愿意再因为别人的缘故，去我不想去的地方，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常听人说，最残忍的凶杀案，往往都是平时看上去最善良懦弱的人作的，因为他们的心理压抑得太久，释放出来的能量也就更巨大，我的这件事原理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惊异于我当时仇恨面的广泛与行事的绝对和偏激，所以后来我很注意调节自己的心理，防止量变积累成质变）孔子说“一日三省吾身”，他老人家是圣人我赶不上，一日三省我做不到，三日一省我也做不到，三十日一省总是可以的，我经常在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是不是因为刚读高中时几场考试的失败而寻找替罪羊，结论不是，这种观念生成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刚开局最困难的一段时间，而且我后来的成绩也算是比较拿得出手，但是这种思想还是愈演愈烈。

当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有改变的机会时，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才可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我当初从一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只是小换，而且已经过去了很久，过分的纠缠于其中很不明智，但是我将来也许还有大的变动，也许会去外地工作，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跳转，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我不否认华师一的教学水平的管理手段比六中高了一到两个档次，我在华师一的首要收获是一群相当不错的朋友，然后是学习成绩，我如果在六中读高中，肯定不可能那么轻松地考上浙大，我事实上得利颇丰，倘若连这个都否认，便是没良心了。从我当时只有十六岁这个角度来看，只用了半年就颠覆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呢？当时做决定时，好几个亲戚都来做我工作，其中有几个我挺敬重的，但是他们当时说的话，我后来越回味越反感，无外乎就是把一个吹上天一个踩下地。隐瞒掉缺点，再把你满意甚至引以为豪的东西打翻在地，这个是做思想工作的人的通用手段，大家都自觉不自觉的在用这一手。